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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: | 张国祥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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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:不存在中国经济奇迹 只有常规
这话出自一位105岁的老人周有光之口。
周有光被称为“汉语拼音之父”,他主持编制的国际通用的“汉语拼音方案”泽被亿万人。但很少有人知道,周有光老人的前半生是一个经济学家。他在银行供职二十多年,和几个著名经济学家在上海主办刊物《经济周报》,还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讲授经济学。
直到1955年,周有光才奉命改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。这让他逃脱了两年后的一场劫难。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,上海经济学界几乎全军覆没,著名经济学家、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志远自杀,周有光的一个学生王世璋也自杀了。
虽然离开经济学界半个多世纪,但周有光老人对现实问题依然保持着清醒的认识。在接受《财经》记者采访时,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判断。在他看来,不存在“中国奇迹”,“没有奇迹,只有常规”,“中国要建立一个模式,我想可能性不是很大。”
《财经》:近年来,您提出社会发展的三大规律:经济,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再到信息化;政治上,从神权到君权再到民权;文化,从神学到玄学再到科学。在您看来,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处于什么阶段呢?
周有光:在经济方面,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,同时进入信息化,但是水平非常低。中国的工业化是廉价劳动和外包经济,这是低水平的工业化。最近的“富士康事件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工人一个月正常工作只能拿到几百块钱,生活都不够,工会不能保护工人的利益。你去看看英国工业发展史,富士康这样的企业跟英国最落后时代的血汗工厂差不多。
至于信息化,我们的信息化水平也是很低的。罗斯福讲四大自由,现在我们要超越“四大自由”的自由,第五大自由就是网络自由。
网络自由是头等重要的问题,中国还没有了解自由的重要,原来“四大自由”都没有,第五大更谈不上。全球化时代是透明化的,反对透明化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。苏联经不起透明,一透明就垮掉了,我们难道害怕透明吗?
《财经》: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,这两年不断有人鼓吹“中国模式”,认为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榜样。您怎么评价所谓的“中国模式”呢?
周有光:据我看到的资料,关于“中国模式”国内外有两种讲法。第一种讲法,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中国模式。中国原来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,搞计划经济,反对市场经济。后来放弃计划经济,实行市场经济,于是经济就发展了。还有人想模仿我们,越南模仿,也很成功。
第二种讲法,认为美国的民主模式不行了,美国在慢慢衰弱下去,要衰亡,中国的模式起来了,大国崛起嘛。这种说法鼓吹说,将来世界中国模式代替美国模式。那么我就找一找,哪个国家学习我们?没有。所以我想这不是真的。
中国改革不是一步一步走的,是半步半步走的,走了半步,大家已经很满意了。外国人研究中国的社会,认为中国已经发展到日本的明治维新时代,简单来讲,就是“半封建半资本”,在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之下发展经济。
《财经》: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之下也能够发展经济?
周有光:可以发展经济。归纳起来,有几种社会转型的现象是相似的。第一种是日本的明治维新,四大财阀垄断了日本的资源。第二种是苏联瓦解以后的俄罗斯,今天俄罗斯的大资本家都是苏联原来的官员。第三种是中国,叫做“翻牌公司”,“公营”一翻牌就变成“私营”了。第四种是印尼,苏哈托上台以后经济发展了,搞的是“裙带资本主义”。国外研究认为,这四种转型是同一个模型,都是原始积累。原始积累很难逃过。
《财经》:当前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矛盾尖锐,贫富分化严重,有人说中国有堕入“权贵资本主义”的危险。您认同这种说法吗?
周有光:国内外部分研究者认为,中国不是有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,而是已经进入权贵资本主义时代。权贵资本主义跟印尼的裙带资本主义、日本明治维新四大财阀是同一个类型,跟苏联官僚摇身变为大资本家是一个模式。俄罗斯学者写了很多文章,可惜我们很少能够看到。
《财经》:那么,权贵资本主义问题怎么解决呢?
周有光:不走民主道路是不可能解决的。专制,有野蛮专制,也有开明专制,走开明专制也可以解决一部分,但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。本来苏联是一个集权模式,中国是学苏联的,许多国家学苏联的。学苏联最厉害的一个高潮,一共有40个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,今天还有几个呀?说明苏联这个模式失败了。中国要建立一个模式,我想可能性不是很大。中国的社会结构水平还是很低的。
最近新加坡李光耀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谈话,他说,中国是在起来,是在发展,也发展得很快,但是要追上美国,至少要30年,而且这30年美国不是站着不动的。中国是在发展,但是太乐观不行。我觉得李光耀讲得对。
《财经》:一百多年来,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曲折,教训多多。您认为有哪些教训值得汲取?您理想中的现代化中国是什么样的?
周有光: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向苏联“一边倒”,苏联自己不是都垮掉了吗?
我理想的中国的未来是什么呢?我想,很简单,我们必须走全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,走这条道路,中国会发展;离开这条道路,中国受灾难。没有第二条道路、第三条道路可走。
《财经》:这些年出现的新情况,有些人觉得中国能够走出一条新路来,好像我们发展经济的方式还挺管用,我们不是创造“中国奇迹”了吗?
周有光:中国搞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”,外国朋友开玩笑说,你们不是参加WTO了,有几个WTO?改革开放以后,新加坡大学邀请我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。新加坡大学规模不大,各方面非常好。空闲下来,我和一位英国教授到公园散步聊天,我问他,许多人说新加坡是一个奇迹,你是什么看法?英国教授告诉我,世界上没有奇迹,只有常规。什么叫常规呢?按照国际先进的先例来做,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,这个国家要是民主的,要是开放的,有这个条件就可以得到国际帮助。新加坡本来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,后来被赶了出来,李光耀大哭,我们又小又穷,又没有人才,又没有资源,怎么建立国家呢?后来召集国际会议,说建设一个新国家很简单,没有就请求帮助。新加坡走民主道路,搞开放,很短时间就“起飞”了,成为“亚洲四小龙”之一。前些年大家都说“大国崛起”,我写了一篇文章叫《小国崛起》,新加坡就是典型。
从经济学上讲,不存在“中国奇迹”。没有奇迹,只有常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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